留学生的故事(一个德国留学生逃票的故事原委是什么)

在德国,一些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售票是自助的,也就是你想到哪个地方,根据目的地自行买票。没有检票员，甚至连随机性的抽查都非常少。一位中国留学生发现了这个管理上的漏洞，于是，很庆幸自己可以不用买票而坐车到处溜达，在几年的留学生活中，他一共只因逃票被抓过3次。

毕业后，他试图在当地寻找工作。

他向许多跨国公司投了自己的资料，虽然这些公司都在积极地开发亚太市场，可他都被拒绝了。一次次的失败，使他愤怒。他认定这些公司有种族歧视的倾向，排斥中国人。最后一次，他冲进了人力资源部经理的办公室，要求经理对于不予录用他给出一个让人信服的理由。

下面的一段对话很令人玩味。

“先生，我们并不是歧视你，相反，我们很重视你。因为公司一直在开发中国市场，我们需要一些优秀的本土人才来协助我们完成这个工作。所以你一来求职的时候，我们对你的教育背景和学术水平很感兴趣，老实说，在工作能力上，你就是我们所要找的人。”

“那为什么要拒绝我？”“因为我们查了你的信用记录，发现你有3次乘公车逃票被处罚的记录。”

“我不否认这个。但谁会相信，你们就为这点小事而放弃一个自己急需的人才？”

“小事？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小事。我们注意到，第一次逃票是在你来到这里后的第一个星期，检查人员相信了你的解释，因为你说自己还不熟悉自助售票系统，因此只是给你补了票。但在这之后，你又两次逃票。”

“那时刚好我口袋中没有零钱。”

“不，先生，我不同意你这种解释，你在怀疑我的智商。我相信在被查获前，你可能有数百次逃票的经历。”

“那也罪不至死吧？干嘛那么较真？我以后改还不行？”

“不，先生。此事证明了两点：一、你不尊重规则，不仅如此，你还擅于发现规则中的漏洞并恶意使用；二、你不值得信任，而我们公司的许多工作的进行是必须依*信任进行的，如果你负责了某个地区的市场开发，公司将赋予你许多职权。为了节约成本，我们没有办法设置复杂的监督机构，正如我们的公共交通系统一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雇佣你，可以确切地说，在这个国家甚至整个欧盟，你可能找不到雇佣你的公司，因为没人会冒这个险的。”

编后语：中国古训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又谚有，「窥一斑而见全豹」。如果我们能把祖先的教诲记在心间，不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能平顺安乐。而于这样好的教导，全然遗忘甚至漠视的时候，地球再大，也没有行得通的路.

鲁迅留学时的故事 800字左右 要故事

澳大利亚东海岸有个新南威尔士州，新南威尔士州有个亨特谷。那是个风景如画的好地方，树木葱茏，鲜花吐芳。就是在这里。我遇到了富有传寄色彩的华人农场主王宝泉。

　12月中旬，澳大利亚正值盛夏。王宝泉穿着一件T恤衫，随随便便。一双大手粗壮而粗糙，脸晒得很黑，整个儿一个农民，还不是我国沿海开放地区的新型农民，而是黄土高原上的老式农民。他左胳膊上一根血管足有圆珠笔一般粗细，那一块皮肤异于别处，有点像橡皮。初次见面，不便细问，暂且存疑。

　按照中国的计量单位，这个农场的面积是503亩。王宝泉不喜欢说多少英亩多少公顷，喜欢说多少亩。他不种果树，不种蔬菜，也不种菽麦。他种鲜花。他的“瑞华牌”鲜花在悉尼供不应求。他说，今年悉尼奥运会，想向中国获奖运动员捐赠鲜花，不知道中国代表团能否给这个面子。

　他这个农场是1995年花130万澳元买来的，以人民币计，就是750万元了。他说，近几年亨特谷发展旅游业，土地升值，他这个农场已经值260万澳元了，翻了一番。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房地产业的诱人之处，5年工夫，即使买来荒在那里，什么也不种，1年就可以生出26万澳元来。这26万元在澳大利亚可以干什么？可以买一幢带前后花园的别墅式住宅。

　但王宝泉不准备卖。他的事业正在发展。除了购地款之外，他另外还投入200多万澳元建设各种设施。他在悉尼设了两个销售点，每天上市鲜花五六千束，营业额在3万澳元上下。他说，不出两年，全部投资都可以收回。他还在往里投，一幢楼房已经打好地基，那是集保鲜、存储、包装、办公室和职工食堂诸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他还要建电脑房，控制温度、浇水、施肥的全自动暖房。

　也许，他内心里已想垄断悉尼的鲜花市场，但他没有说。我是从他的言谈中猜出来的。他说，他的农场在当地不算大，但他掌握了一手种花绝窍，花的质量好。他也很爱护他的牌子，花枝弯曲的不上市，掉了一片花瓣的不上市，过了期的不上市，澳大利亚鲜花消费者很内行，什么花几个瓣儿清清楚楚。也有的顾客不很讲究，那种一束花里有一朵掉了两个花瓣的，想折价买回去，王宝泉不卖，运回农场销毁。同行们知道，这个中国人不简单，是个可怕的竞争对手，便通过种种途径打听这个农场的情况。

　谁都很难想到，眼前这个雄心勃勃的中年汉子经历过常人难以承受的磨难。

　他是1990年1月份抛妻别女，只身来到澳大利亚的，本想找个学校读书，用他的话说是“镀镀金回去好往上爬”。澳大利亚吸引外国留学生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学费相当高，而他怀里只有百十美元，只能打工挣钱，指望糊口之外能挣足学费。他在中国留学生合租的一个套间里住下，属于他的是客厅一角的一个地铺，每周交房租10澳元。住下之后，四处找工作。天不佑人，他一份工作都没有找到。房租交不起，只能卷铺盖走人。城里呆不住，往农村走，从此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吉普赛人的流浪生活。

　澳洲大陆沿海一圈，是一条一号公路，他背个小小行囊，靠着站路边坚大拇指的办法，居然转了整整一圈，而且还几次深入腹地。竖大拇指是表示要搭便车。澳大利亚人纯朴，乐于助人。王宝泉身无分文，全靠当地人相助，给个面包什么的。他说“等于要饭了。”

　流浪汉居无定所。澳大利亚又不许露宿街头。王宝泉便花29澳元买了一顶单人小帐篷，宿于远离居民点的密林里，每天一大早，走两个小时才能到有人烟的地方，为的是躲开警察的目光。有一夜，他留了半个面包，预备第二天吃的，吊在帐篷顶上。林子里有一种野猪，不是长獠牙的那种，而是从英国早期殖民者家走失而重新获得了野性的家猪。这东西鼻子灵，闻到面包味就来拱帐篷。他说他那时候不理发，不刮胡子，长发披肩，长须垂胸。

　后来我悄悄问他的妻子，她说：“他没有说过为什么把自己弄成这种样子，我想他是为了吓人，不让人欺负。”他是在为生存而奋斗。他什么都干，种过树，除过草，打过鱼，挖过芦笋，总之，只要有人雇他一天，他就要感谢老天爷赏给他一天饱饭了。这年6月，南半球的冬天，他又转回到新南威尔士州，来到了亨特谷。

　在这里，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个澳洲人新开的农场种花。他一周干7天，每天干10小时，老板给他开100澳元周薪。那时候，劳工法规定工人的最低工资每小时超过10澳元，他起码应该得700澳元。但他不计较，对他来说，有一个固定的住处，能吃饱肚子就已经很幸福了。

　此人的过人之处在于，劳顿困厄并未消蚀他心底的雄心。他不计较眼前的得失，拼着命地干活，每天从太阳还没有升起干到伸手不见五指，而且苦学技能。没有条件学园艺理论，就自己用几个盆做实验，多少水，多少肥，何时浇水，何时施肥，施什么肥，温度，湿度，观察比较。摘花，他一个人顶当地白人工人好几个，种花，他是没有头衔的高级工程师。老板开始给他涨工资，1小时给25澳元。可以说，老板这个农场，是靠他发起来的。

　1995年，他已经成为永久居民，有资格从银行贷款了。此时的王宝泉，不但学得了一手种花技术，而且对市场情况也有了清楚的认识。他不像其他亚洲移民那样，种巴掌大一块菜地，小本经营，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积累资本。他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下子从银行贷出200万澳元，又从国内找了个合伙人，筹来100多万澳元，一起步就买下了个农场。

　他成功了。他没有学过经济学，却成功地做了篇经济学大文章。他说，许多人把眼睛盯着城市，却不知澳洲农村充满着机会，澳洲人懒，也说不上聪明，以中国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和聪明才干，澳洲农村可做的大文章还不知有多少。

　在澳大利亚，我见到的中国人有两大类，一类是把祖国说得一无是处，并以自己的中国血统为耻，见到黄皮肤不爱搭理，生怕沾了落后贫穷的边儿，好比旧社会有钱人耻于和穷亲戚来往一样。另一类是身离祖国，思念日深，中国什么都是好的。王宝泉属于第二类。他雇了12个澳洲白人工人。开始时，那些家伙看不起他，因为他们从当地新闻媒体了解到的是一个落后得不成样子的中国，在澳洲的中国人都是乘着渔船偷渡来的，是来分享他们的财富和文明的。

　有一次，地下水管坏了，几个工人弄了半天没弄好，他跳了下去，带了一身泥水上来，修好了。湿淋淋地站在那里，把全体工人召来，指着他们的鼻子说，这是你们的工作，我是老板，我今天像泥猴子似的，你们应该感到羞耻。工人们服了他，他不仅会种花，电工、机修工等等，什么都会干，了不起。

　今年，王宝泉选出两个“先进生产者”，花2万澳元安排他们到上海玩了一趟。两个白小子从上海回来，见人便说，中国跟他们的想像大不一样，上海比悉尼还繁华，他们都不想回来了。就在我们见面前不久，王宝泉不知从哪儿弄来一盘国庆五十周年阅兵的录相，高兴极了，把他所有的工人召集起来，说今天不干活了，看录相。工人们看得目瞪口呆，他们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个势派。从此，他们不但服了王宝泉本人，还服了中国。王宝泉说，他在作政治工作，搞企业管理不搞政治教育不行的。

　现在，这些工人服服帖帖，见了他直拍马*。他和他妻子都说，洋人拍马*很好玩，他们拍得很招眼，一点儿也不避人。比如，王宝泉手里提了个什么东西，他们会立刻奔过来，从他手里把东西抢过去，好像累坏了他们的老板就罪大恶极了似的。他们还会当着众人的面，送给王宝泉一些小吃食，还说这是我妈妈特意为你做的。王宝泉对我说：“管理洋人的感觉好极了，我喜欢雇洋人。”话是玩笑话，但其中洋溢着的民族自豪感却是非常浓烈的。

　正当他准备在澳洲大显身手的时候，一种麻烦的疾病缠住了他。他的双肾都坏了，不得不靠透析维持。左胳膊上的血管，就是为清洗血液而弄成这般模样的，医生把两条血管接在了一起。他说他是累的。在流浪、打工、创业过程中，他都是拼命。干一天活，腰根本直不起来，走路时整个身体呈曲尺型。

　宝泉啊宝泉，愿天假你以寿，让我们看到一个炎黄子孙在异国他乡的更大成功吧！

　作者自注：

　此文发表于2000年的《环球》杂志，曾被国内和香港媒体广泛转载。当时我给王宝泉起了个假名汪彭寿，一方面祝愿他早日康复，延年益寿，另一方面，宝泉不愿在国内媒体露脸。后来我发现，他是对记者有戒心，说不愿意被报道。我再三说服，并答应不用真名，他才勉强同意。在以后的电话联系中，他几次问我有什么事情要他帮忙，还说，“你许老师的事我一定办”。我都说没有什么事情。他也就不在乎暴露他的真名实姓了。2001年，我开了5个小时的车去看他。

　他的病继续恶化，准备马上到上海作肾移植手术。我祝他手术成功，并要求，手术后一定给我打电话。此后，我一直没有接到他的电话，我也不敢给他打电话，几次拿起电话都放下了。2003年，我的任期结束，即将回国，给他打电话告别，接电话的是个老外，说我打错了。我的心立刻抽紧了。我不甘心，又打他的手机，传来了熟悉的声音。我喜出望外。他说他的病在继续严重，但还没有做手术，现在必须天天做透析了，政府为他从德国进口了一台透析机，并且给他培训，教会了他使用。

　他正在料理后事，已经把农场卖了，在悉尼买了房子，还买了一个便民小杂货铺，交给他妻子。他说，肾移植存活率不高，他在做手术前必须把妻子和孩子的生活安排好。我说，听声音你精神不错呀。他说他当兵出身，不怕死，救命车来的时候，他都这样说话。直到现在，我没有听到他进一步的消息。

代文学家、思想家。原姓周，幼名樟寿，字豫山，后改为豫才。1898年起，改名树人。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的笔名。

寻找真理的青年时代 1881年 9月25日（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鲁迅诞生于浙江省绍兴县城一个逐渐没落的封建家庭。祖父周介孚在北京做官。父亲周伯宜是个秀才。母亲鲁瑞以自修达到能够看书的程度。鲁迅从小受过传统的封建文化教育,但他阅读兴趣十分广泛,看过许多野史、杂记，特别是那些富有民主思想和爱国精神的著作；对民间艺术，也深切爱好。

1893年，因鲁迅的祖父被捕下狱，家庭备受亲友的歧视和欺凌。不久父亲又患重病，并于1896年去世。鲁迅是周家的长子,在家庭由小康坠入困顿中,饱受人间的冷眼，这使他“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又由于母亲是乡下人,他有机会接触农村社会,和农民孩子亲密相处，从中知道农民受压迫的苦况和他们勤劳、纯朴的性格。这些经历对他后来的思想发展和小说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甲午战争后,洋务“新政”破产,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兴起。鲁迅不满传统的封建“正道”，决心“走异路，逃异地”，于1898年5月,到南京投考江南水师学堂。次年2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因为总办（校长）是个维新派人物，矿路学堂看新书的风气很盛。鲁迅经常读《译学汇编》，还读了一些西欧的近代科学、社会学和文学的译著，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严复译述的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他从中接受了进化论的启蒙,后来他又钻研了有关进化论的其他著作,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它作为观察社会现象，进行反封建斗争的主要思想工具和武器。在南京的 4年间，中国经历了怵目惊心的剧变，戊戌变法彻底失败，义和团运动遭到镇压，八国联军蹂躏国土，这促使鲁迅更加急迫地寻找新鲜的知识和救国的真理。

1902年 1月，鲁迅在矿路学堂毕业。旋赴日本留学。同年 4月，到东京入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学习。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正在东京进行反清活动，留学生中分为反清与保皇两派。鲁迅经常参加反清的集会，课余还大量阅读近代科学、哲学和文学的书籍，开始考虑改造国民性问题。他毅然剪掉象征清朝统治的辫子，并在断发照片上写诗明志：“我以我血荐轩辕”，表示他誓为祖国人民解放而献身的决心。这期间，他发表了根据外国作品改写的小说《斯巴达之魂》，论文《中国地质略论》,《说□》,与友人合编关于中国地质和矿产分布状况的专著《中国矿产志》，还翻译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进一步表现了青年鲁迅爱科学的热情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弘文学院结业后，鲁迅于1904年 9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立志学医，是希望用新的医学，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他学习勤奋，受到教师藤野严九郎的热切关怀和帮助。不久，他在有关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上，看见一个替俄国军队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抓住杀头，而围观的中国人竟无动于衷。这使鲁迅痛切感到：医学并非紧要，如果思想不觉悟，即使体格健壮，也无济于事。当时他认为头等重要的还是改变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文艺,于是决定弃医从文,并于1906年春天重返东京。

当时的东京,以孙中山、章炳麟为代表的革命派,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进行尖锐的斗争。鲁迅师事章太炎，与陶成章等革命派往还密切，并成为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的成员。1907年，他准备创办文艺刊物《新生》，但终于失败。鲁迅为此而感到寂寞，但并不灰心。他发表《人的历史》、《科学史教篇》,介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和西方科学思潮的演变；还发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分析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历史特点及其存在的偏颇,强调要与“列国”竞争,“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要立人，就必须反对封建传统思想，“别求新声于异邦”，提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战斗精神，因而大力介绍以拜伦为首的具有反叛精神的“摩罗”诗派。鲁迅还与周作人共同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介绍东欧被压迫民族和俄国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在日本 7年，鲁迅广泛涉猎外国的自然科学、社会学说、文学艺术和哲学，开始形成早期的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想，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并且确定了用文学作为自己为祖国的独立自由、为人民的思想解放而抗争的武器。

1909年 8月间，鲁迅离日归国，他先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后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鲁迅怀着热烈的心情迎接它，绍兴光复后，鲁迅出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是年冬，他创作文言短篇小说《怀旧》。

1912年 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于 2月前往南京，在教育部工作。5月,他随政府迁往北京，在教育部任科长、佥事等职务，主管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教育等工作。

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继而发生帝制复辟等丑剧。军阀混战，国家形势日益恶化。鲁迅对国事深感失望，便在业余时辑录和校勘古书,还看佛经，抄古碑,搜集金石拓本。在旧的民主革命的革命性已经消亡，而新的民主革命的革命性尚未成熟的历史间隙，鲁迅经历着深刻的思想矛盾和痛苦，继续坚毅地探索社会和革命的新路。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大旗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时期。鲁迅在新的时代潮流的鼓舞下，怀着毁坏封建的“铁屋子”，唤醒熟睡的人们的热望，投身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不久即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化新军的伟大旗手。

1918年初，鲁迅参加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编辑工作，置身于当时的大力倡导民主和科学，反对旧礼教和旧文学的伟大斗争的前列。同年 5月，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它描写一个因患迫害狂的精神病人的心理活动，把对社会生活的清醒描写和对狂人特有的内心感受的刻画杂糅在一起，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指出中国社会的历史是人吃人的历史。这是彻底反封建的第一声“呐喊”，也是鲁迅战斗史上新的开端。接着,鲁迅还发表了《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 等十几篇小说，后编成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呐喊》，并于1923年8月出版(见彩图《呐喊》、《彷徨》初版本、鲁迅小说《孔乙己》插图程十发作、鲁迅小说《药》插图顾炳鑫作) 。《呐喊》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逐渐破产的古老农村和市镇的面貌。塑造了没落知识分子、城市贫民、人力车夫、被压迫农民等形象。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激动了青年读者的心，“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鲁迅是择取中国文化遗产优秀成分和采用外国良规加以融合发展，创造现代小说的杰出代表，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人。

《孔乙己》描写一个没有考上秀才的读书人，批判地揭示了人物的悲剧性格，表达了作者对于造成这种性格的文化教育制度的有力鞭挞。《药》描写革命者夏瑜的牺牲和茶馆主人华老栓夫妇为了医治儿子疾病所表现的无知，并且通过“药”——蘸着革命者的鲜血的馒头而联结起来。作品深刻地揭示革命者与群众的隔膜，揭示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悲剧。最后夏瑜坟上的花环暗示着革命后继有人，给作品增添了乐观的色彩。《一件小事》通过“我”乘人力车所遭遇的一个意外事故,对比地描写了劳动人民与知识分子的行为、性格,触及了知识分子应该向劳动人民学习的重要思想。在《呐喊》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描绘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的作品。《故乡》通过“我”回故乡的见闻及回忆，描写旧中国农村急速破产的萧索、凄凉的生活图景。闰土曾经是一个生机焕发的小英雄，但是在兵、匪、官、绅的重重压榨下,曾几何时,便变成了一个精神麻木的人。作者怀着悲愤的心情，对造成这一悲惨图景的社会势力提出了沉重的控诉,同时又期望被迫害者能够醒悟过来,开辟自己的生活道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阿Q正传》 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它以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村未庄为背景，塑造了深受精神毒害的贫苦农民阿Q的形象。阿Q受尽了惨重的剥削和压迫，可是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他夸耀过去，幻想未来，自我安慰，自轻自贱，始终不能正视严酷的现实。此外，他还沾染了游手之徒的狡猾。小说集中反映阿 Q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和命运。他原以为革命就是“造反”，对它深恶痛绝，但封建统治者在革命到来时的惊惶，却使他快意并要求革命。可是这场革命忽视农民的力量，反而跟封建阶级相勾结。未庄一切依旧，只有阿Q被抓去枪毙。这个结局是对辛亥革命及其领导者的彻底批判。小说塑造了阿 Q的不朽典型，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从而提出了启发农民的民主主义觉悟的严重课题。由于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鲁迅对农民问题的深刻反映，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辛亥革命没有给农村带来真正的变革，农民的启蒙教育问题还有待于解决。这在《风波》里也有真实的反映。此外，反映农民生活的还有《社戏》，它描写已经逝去的美丽的童年，赞美农民的质朴、诚实的心灵。

鲁迅在描写被压迫人民的不幸时，常常是期望他们奋起抗争，同时还以极大的愤怒来揭露封建阶级、封建思想的残酷统治，显示了作者是从被压迫人民中站起来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他反映农民问题的深刻性，反封建的彻底性，都是中国过去的文学作品所未曾达到的。

鲁迅还是中国现代杂文的开拓者。五四时期，他写了许多杂感和论文，大都发表在《新青年》上，后来收入《热风》和《坟》里。这些作品尖锐泼辣，形象生动，带有广泛的社会批评的特点。有的严正批判封建的父权思想和节烈观念；“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热风·题记》)。它们总是把中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同守旧派所宣扬的旧文化、旧道德摆在对立的地位；有时则以生命的发展来论证社会改革的必要，坚决站在新事物方面来反对一切封建旧事物，并相信启发人民的觉悟，可以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这些杂文所表现的不拘一格的形式，寓热情于冷峻之中的文笔，通过抨击时政和鞭挞习俗揭示生活哲理，并将诗和政论结合在一起的风格，后来被人们称之为“鲁迅风”。鲁迅杂文开创了现代杂文的新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杂文作者。《阿Q正传》插图 赵延年作

鲁迅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大胆地正视现实的各种矛盾，他的小说和杂文，反映了极其深广的真实的历史内容。他对于旧中国的一切，对于几千年的传统势力、传统思想,比同时代许多人了解得多,而且看得深透。他从旧营垒中来,站在不妥协的革命者的立场上,反戈一击，能给旧事物以致命的打击。他是对旧势力、旧思想揭露最深刻、斗争最坚决的一位伟大作家。他在中国革命史、思想史上的这些杰出贡献，是从“五四”文化革命中就充分显示出来的。他把旧社会的一切暴露出来，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以推动社会的改革。他自觉地“听将令”，他的作品充分体现无产阶级领导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

从1920年秋到1926年夏，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任教，致力于系统研究和讲授中国小说史。后来他把讲义整理成《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它打破了中国小说历来无史的局面，是一部开创性的学术著作。鲁迅还从事翻译介绍工作，出版俄国和日本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的译著。他还支持青年的文艺活动，帮助他们学习和战斗，因而成了进步青年爱戴的导师。

五四新文化统一战线，到1921年中国***成立后，逐渐发生分化。这时革命中心转移到南方，北京文化界显得寂寞和荒凉。鲁迅又感到“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他在彷徨探索，但仍继续战斗。《伤逝》插图 张守义作

1924至1925年，鲁迅继续创作短篇小说《祝福》、《伤逝》等11篇，编成第二个小说集《□徨》，继续反映辛亥革命前后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前的社会现实。《祝福》描写一个善良、安分的劳动妇女祥林嫂，新寡之后在鲁四老爷家里做工，希望以自己的诚实劳动，换取最起码的生活。但不久便被婆家逼嫁到山里去。当她第二次在鲁家出现，那是第二个丈夫病死，儿子被狼叼走之后。因她再嫁再寡，鲁四老爷把她看成不祥之物，不许她沾手祭品。柳妈又以阴间的锯刑相恐吓，要她到土地庙捐门槛，当作赎罪的替身。她默默地忍受和挣扎，捐了门槛，但主人还是不许她摆设祭品。她从此失魂落魄,不久便沦为乞丐,并且怀着对阴间的恐怖和疑惑，死在年终“祝福”的街头上。祥林嫂是中国人民最悲惨的典型，她受到了极其深刻的精神创伤。小说通过她的一生，揭露封建主义的极端野蛮性和残酷性，表明社会环境已迫使被压迫人民走到绝境。《离婚》中的农村妇女爱姑，大胆泼辣，丈夫要离弃她，她闹了整整三年。但对出面调停的豪绅七大人却寄托幻想。小说着重描写爱姑会见七大人的场面，从七大人的矫揉作态、故弄玄虚在爱姑内心所引起的反应，写出爱姑精神上的深刻弱点，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失败结局。这又一次揭示了封建主义思想统治的严重性，说明被压迫人民必须在启蒙教育下克服本身的弱点，才能走向更坚决更持久的斗争。

在新文化队伍分化的形势下，探索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他们的生活道路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鲁迅的《□徨》集比较集中地描写了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挣扎，反映了他们个人奋斗的破产。《在酒楼上》的吕纬甫本来是有理想也有作为的，可是几经波折，他便成为一个“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人物，把自己的精力消耗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而不能自拔，失去了一切决断的能力和战斗的意志。《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这个曾挂着新党头衔的人物，黑暗社会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他受到流言和失业的威胁，几乎要挨饿、求乞了。最后他妥协了，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并以一种愤懑的心情和玩世的态度来对待它,终于带着深刻的精神创伤寂寞地死去。这两篇小说反映了革新势力和传统势力之间的矛盾，弥漫着革命退潮时期沉重的历史气氛。作者以无比激愤的心情，描写人物的遭遇和痛苦，同时也批判他们性格的弱点。《伤逝》里的子君和涓生，则是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要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勇敢地冲出旧家庭。可是当他们建立了新家庭以后，子君便认为目的已达，沉湎在小家庭的生活琐事中。一旦失业的打击到来时，子君便无以自处，涓生则急于救出自己。于是爱情终于破裂，最后不得不分手。子君回到她父亲的严威和旁人的冷眼的环境中去，不久便死去了。涓生陷入了悔恨和悲哀中，他在彷徨和探索，但新的生路在哪里呢？他还是迷惘的。这个爱情悲剧表明，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是不能离开社会解放而单独解决的。

比起《呐喊》来，《彷徨》较多地流露了作者当时忧郁、彷徨的情绪，但他对于社会的分析和批判却是同样清醒和深刻的，在艺术技巧上，他对小说艺术形式的掌握，以及人物形象的描绘，都比以前圆熟，表现也更加深切。

鲁迅善于“杂取种种人”来塑造典型形象，并运用“画龙点睛”和白描的手法，来加以刻画。他的艺术语言十分精练，对话简短传神。他的描写真实、朴素，不借助曲折离奇的情节，而是以平易近人的生活场面来展现人物的性格。鲁迅的小说显示一种冷隽而深切的风格特征，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座高峰。

鲁迅的小说使中国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反映被压迫农民的阶级利益和要求的作家，他首先要求从根本上推翻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首先提出启发农民等被压迫群众的革命性，提高他们的民主主义觉悟的问题。这在以农民问题作为基本问题的民主革命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鲁迅在创作上达到的另一伟大成就，是用生活的真实来深刻地表现知识分子是中国民主革命中首先觉悟的成分，同时也反映他们的个人主义及其抗争的软弱性。这些伟大的成就，是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未能达到的。

1925年前后，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胡适等，政治上日趋保守，鲁迅却继续在文化领域作战，他参加了语丝社，组织和领导了莽原社、未名社，支持了《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编辑了《莽原》周刊等。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斗争中，他站在进步学生方面，痛斥“甲寅派”压制学生的罪行和复古主义的论调，揭露“现代评论派”陈源等的仗势欺人和流言诬蔑。在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中，

他痛悼死难者，总结斗争教训，并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其凶,提出严重抗议。他指出:“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他号召青年要成为真的猛士，跟敌人进行持久的不妥协的斗争。这一时期的杂文，已从广泛的社会批评转向激烈的政治斗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传统的中庸之道的战斗檄文，他提出“痛打落水狗”的主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表明鲁迅韧性战斗的彻底革命精神达到了成熟的地步，并充分反映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这一时期的杂文，收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和《坟》的后半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