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的故事(留学归来话当年--“海归”的故事)

从北美洲的美国、加拿大，从遥远的澳洲，从古老的欧洲，还有邻近的日本、新加坡等，一个个远方学子不约而同地“游”来深圳。他们中的大多数把对家人的思念深藏心里，把奋斗的艰辛掩埋在心里，在深圳湾畔演绎着一出出“别有一番滋味”的奋斗、创业的人生故事。

沈鸿：创业艰难百感多

公司刚起步时，沈鸿同销售部同事拎着近10公斤的变频器产品上车下船，在广东省内到处推销。为了节约开支，他们拿着手中的好产品却“不敢”出省推销。他回忆说，想起来有点好笑，那时大家真不知该怎样推销自己的东西；缺钱，不敢多出差，只好坐在办公室互相瞪着双眼生闷气。1999年，在日本学习、工作了7年后，怀着一身变频器技术的沈鸿回到了深圳。大家一起凑了15万元钱，在麒麟路立交桥的孵化中心4楼成立了康沃电气技术公司，他当“头儿”。4个人把自己关在屋里找资料，设计产品；到市场采购原材料，焊接PCB板，安装，调试，一遍又一遍。1年下来不知道在办公室兼实验室、有时还兼起居室的“地方”熬了多少个通宵。当15万元快花完时，团队中有人萌生“难意”，沈鸿咬牙说，干，必须干下去啊！

为了融资，沈鸿谈判了20多家投资机构。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融到了第一笔资。2001年5月建立了生产线，变频器下线了。但那个时候，国外品牌的变频器几乎已经铺天盖地牢牢占据了国内市场，国产变频器毫无名气。公司最早成交的一笔单，沈鸿至今印象深刻，他回忆说，东莞市汉江机械厂用5000多元买了他们3台变频器。产品渐渐卖得多了，到了2001年10月后，公司现金流多了，沈鸿终于做出“惊人”的决定：可以出省推销变频器了。

如今，康沃公司销售额已经增长到2500多万元。沈鸿在艰难创业的第4个年头里，尝到了创业的甜头。问起沈鸿这4年的创业感受，他百感交集地说，两个字：很苦。实际创业的过程，比想像中的要艰难得多。

董世杰：享受工作

在两次对董世杰的采访中，记者都近乎“残忍”地提到了他的妻子和小孩。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但在记者观察之中，一让他说起这事时，我似乎总能看到这位年近40岁的东北汉子眼底下的一星点泪花。董世杰说，在深圳创业两年来，与家人远隔万里重洋，是自己心中的“最痛最脆弱”的地方。但最欣慰的是，妻子是位深明大义的女子，有时甚至比自己看得更远。这两年中，每一年他都会从深圳飞到澳大利亚墨尔本。他说，虽然想过把妻子和小孩接回国，可是13岁的大儿子只会说、不能写中文，4岁的儿子则只能听懂一点；进深圳的英文学校呢，费用实在是太贵；再加上国内教育体系、方法与国外的迥异，不得不“丢”下家人回到独自创业。

董世杰在深圳的创业多少带有“悲壮的开拓者”的味道：他本人的资金和合伙人的投资，还包括深圳市政府支持的42万元，2年来全部都花在产品研发、市场开拓等“刀刃”环节。他没有买房，在创业合伙人、大学同学、朋友家中整整借住了2年，直到今年10月，才在离办公室不远的地方租了套房。也没有买车，上下班以步代车，办事、开会比较急时就打的，时间宽裕时则去坐大巴或中巴。其实，如要活得“轻松”，董世杰一松口也许就办得到，因为这2年中，不下5家深圳企业集团找到他，要买下“易天元”公司和他本人，要房有房，要车有车，要股份也有股份。董世杰说，同这些企业也谈过，最后总觉得“不对劲”。创业两年多，董世杰深深感受到创业团队的重要性。在管理中，董世杰最欣赏“enjoy（获得乐趣）”管理，他教育员工的第一条规则是：如果不喜欢正在干的那份事，说出来换一换；如果还不喜欢，再想想办法；最后还不行，随时恭候离去。董世杰说，创业型公司最关键就看前三年，明年刚好是“易天元”的第三个年头，“易天元”会活得越来越好。

徐国洪：工作就是解决问题

1991年，徐国洪本科未毕业就考入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天体物理博士学位，师从世界天体物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吉瑞米拉。奥斯顿克博士。

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期间，徐国洪经历了一件“影响一生”的事情。有一天，他的博士导师吉瑞米拉。奥斯顿克邀请了很多学生去家中花园野餐。谈话中，徐国洪惊异地发现导师原是一名哈佛大学化学专业肄业生，于是他问导师：为什么喜欢天体物理多过喜欢化学？奥斯顿克答道：所有的研究都是解决问题，无论是天体物理学还是化学。他猛然醒觉：原来，生活当然包括工作，就是区分问题和解决问题。

徐国洪在天体物理学和天文学方面的兴趣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结交了一群在硅谷工作的朋友。朋友们向他描绘了硅谷工程师解决的都是世界上最有趣、最前沿的问题。他来到硅谷体验自己向往的那种生活。在硅谷工作2年多后，徐国洪决定创立自己的公司，让自己的公司去解决行业里别人没有解决的一些难题。2000年2月，深圳茁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在深圳成立。在国内，徐国洪的“创作”激情和灵感喷涌而出，主持研发iPanel嵌入式浏览器，当年获得中美两国版权；主持研发iPaen嵌入式系统软件，2001年获得深圳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和重点新产品称号。

今天的茁壮网络已经初步成长起来，徐国洪说，做一名天体物理学家时，我每天同宇宙论、星系、恒星和无数复杂的方程式打交道。创办茁壮网络公司后，每天则考量着有关顾客、产品、金融、管理和公司长期战略等方面的事情。这是两种迥然不同、但同样给予了人生刺激与乐趣的事业。

眼下在担任深圳太太基因工程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的林镜中说：人生的机会，并不见得在你的专业或你的出生背景之中，只要你能成为所在行业中顶尖群体中的一员，一样会有很好发展前途。而他的人生轨迹，正巧说明了这一点。1980年，林镜中从广东河源和平县中学“尖子班”毕业，考入湖南中南林学院林业专业。大学毕业后，他没有进入家乡的林业局，却分配到中国林业科学院。林业科学院为他提供了远大的视野和良好的机会，他先后公派到澳大利亚、加拿大培训，后来考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攻读硕士、博士，进入美国蒙他纳州大学、加州大学的博士后站，从事植物分子群体遗传学的研究。在美国，林镜中年薪不菲，太太也有很好的工作。

生平第一次当“老板”的林镜中自嘲说自己十分抠门。对公司的每一笔开支，他会用自己最擅长的统计数学仔细计算，必需的设备一定要最先进的，实验室的建设也要高标准，但只要二手设备能管用，那就还是买二手的，国产的设备能用的，就不买进口的。公司的初期建设处处体现了他精打细算、勤俭创业的风格，给国内投资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个多月忙乎下来，整整一层楼的新公司装修一新，定购的200多万元仪器设备到位并且安装、测试完毕。

采访结束，已临近中午。林镜中邀请记者来到公司食堂，要了两份五元钱三菜一汤的套餐。他意味深长地说：同在美国十分富足的小日子比较，仿佛时光倒流，自己又回到了“学生年代”。

澳大利亚东海岸有个新南威尔士州，新南威尔士州有个亨特谷。那是个风景如画的好地方，树木葱茏，鲜花吐芳。就是在这里。我遇到了富有传寄色彩的华人农场主王宝泉。

　12月中旬，澳大利亚正值盛夏。王宝泉穿着一件T恤衫，随随便便。一双大手粗壮而粗糙，脸晒得很黑，整个儿一个农民，还不是我国沿海开放地区的新型农民，而是黄土高原上的老式农民。他左胳膊上一根血管足有圆珠笔一般粗细，那一块皮肤异于别处，有点像橡皮。初次见面，不便细问，暂且存疑。

　按照中国的计量单位，这个农场的面积是503亩。王宝泉不喜欢说多少英亩多少公顷，喜欢说多少亩。他不种果树，不种蔬菜，也不种菽麦。他种鲜花。他的“瑞华牌”鲜花在悉尼供不应求。他说，今年悉尼奥运会，想向中国获奖运动员捐赠鲜花，不知道中国代表团能否给这个面子。

　他这个农场是1995年花130万澳元买来的，以人民币计，就是750万元了。他说，近几年亨特谷发展旅游业，土地升值，他这个农场已经值260万澳元了，翻了一番。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房地产业的诱人之处，5年工夫，即使买来荒在那里，什么也不种，1年就可以生出26万澳元来。这26万元在澳大利亚可以干什么？可以买一幢带前后花园的别墅式住宅。

　但王宝泉不准备卖。他的事业正在发展。除了购地款之外，他另外还投入200多万澳元建设各种设施。他在悉尼设了两个销售点，每天上市鲜花五六千束，营业额在3万澳元上下。他说，不出两年，全部投资都可以收回。他还在往里投，一幢楼房已经打好地基，那是集保鲜、存储、包装、办公室和职工食堂诸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他还要建电脑房，控制温度、浇水、施肥的全自动暖房。

　也许，他内心里已想垄断悉尼的鲜花市场，但他没有说。我是从他的言谈中猜出来的。他说，他的农场在当地不算大，但他掌握了一手种花绝窍，花的质量好。他也很爱护他的牌子，花枝弯曲的不上市，掉了一片花瓣的不上市，过了期的不上市，澳大利亚鲜花消费者很内行，什么花几个瓣儿清清楚楚。也有的顾客不很讲究，那种一束花里有一朵掉了两个花瓣的，想折价买回去，王宝泉不卖，运回农场销毁。同行们知道，这个中国人不简单，是个可怕的竞争对手，便通过种种途径打听这个农场的情况。

　谁都很难想到，眼前这个雄心勃勃的中年汉子经历过常人难以承受的磨难。

　他是1990年1月份抛妻别女，只身来到澳大利亚的，本想找个学校读书，用他的话说是“镀镀金回去好往上爬”。澳大利亚吸引外国留学生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学费相当高，而他怀里只有百十美元，只能打工挣钱，指望糊口之外能挣足学费。他在中国留学生合租的一个套间里住下，属于他的是客厅一角的一个地铺，每周交房租10澳元。住下之后，四处找工作。天不佑人，他一份工作都没有找到。房租交不起，只能卷铺盖走人。城里呆不住，往农村走，从此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吉普赛人的流浪生活。

　澳洲大陆沿海一圈，是一条一号公路，他背个小小行囊，靠着站路边坚大拇指的办法，居然转了整整一圈，而且还几次深入腹地。竖大拇指是表示要搭便车。澳大利亚人纯朴，乐于助人。王宝泉身无分文，全靠当地人相助，给个面包什么的。他说“等于要饭了。”

　流浪汉居无定所。澳大利亚又不许露宿街头。王宝泉便花29澳元买了一顶单人小帐篷，宿于远离居民点的密林里，每天一大早，走两个小时才能到有人烟的地方，为的是躲开警察的目光。有一夜，他留了半个面包，预备第二天吃的，吊在帐篷顶上。林子里有一种野猪，不是长獠牙的那种，而是从英国早期殖民者家走失而重新获得了野性的家猪。这东西鼻子灵，闻到面包味就来拱帐篷。他说他那时候不理发，不刮胡子，长发披肩，长须垂胸。

　后来我悄悄问他的妻子，她说：“他没有说过为什么把自己弄成这种样子，我想他是为了吓人，不让人欺负。”他是在为生存而奋斗。他什么都干，种过树，除过草，打过鱼，挖过芦笋，总之，只要有人雇他一天，他就要感谢老天爷赏给他一天饱饭了。这年6月，南半球的冬天，他又转回到新南威尔士州，来到了亨特谷。

　在这里，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个澳洲人新开的农场种花。他一周干7天，每天干10小时，老板给他开100澳元周薪。那时候，劳工法规定工人的最低工资每小时超过10澳元，他起码应该得700澳元。但他不计较，对他来说，有一个固定的住处，能吃饱肚子就已经很幸福了。

　此人的过人之处在于，劳顿困厄并未消蚀他心底的雄心。他不计较眼前的得失，拼着命地干活，每天从太阳还没有升起干到伸手不见五指，而且苦学技能。没有条件学园艺理论，就自己用几个盆做实验，多少水，多少肥，何时浇水，何时施肥，施什么肥，温度，湿度，观察比较。摘花，他一个人顶当地白人工人好几个，种花，他是没有头衔的高级工程师。老板开始给他涨工资，1小时给25澳元。可以说，老板这个农场，是靠他发起来的。

　1995年，他已经成为永久居民，有资格从银行贷款了。此时的王宝泉，不但学得了一手种花技术，而且对市场情况也有了清楚的认识。他不像其他亚洲移民那样，种巴掌大一块菜地，小本经营，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积累资本。他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下子从银行贷出200万澳元，又从国内找了个合伙人，筹来100多万澳元，一起步就买下了个农场。

　他成功了。他没有学过经济学，却成功地做了篇经济学大文章。他说，许多人把眼睛盯着城市，却不知澳洲农村充满着机会，澳洲人懒，也说不上聪明，以中国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和聪明才干，澳洲农村可做的大文章还不知有多少。

　在澳大利亚，我见到的中国人有两大类，一类是把祖国说得一无是处，并以自己的中国血统为耻，见到黄皮肤不爱搭理，生怕沾了落后贫穷的边儿，好比旧社会有钱人耻于和穷亲戚来往一样。另一类是身离祖国，思念日深，中国什么都是好的。王宝泉属于第二类。他雇了12个澳洲白人工人。开始时，那些家伙看不起他，因为他们从当地新闻媒体了解到的是一个落后得不成样子的中国，在澳洲的中国人都是乘着渔船偷渡来的，是来分享他们的财富和文明的。

　有一次，地下水管坏了，几个工人弄了半天没弄好，他跳了下去，带了一身泥水上来，修好了。湿淋淋地站在那里，把全体工人召来，指着他们的鼻子说，这是你们的工作，我是老板，我今天像泥猴子似的，你们应该感到羞耻。工人们服了他，他不仅会种花，电工、机修工等等，什么都会干，了不起。

　今年，王宝泉选出两个“先进生产者”，花2万澳元安排他们到上海玩了一趟。两个白小子从上海回来，见人便说，中国跟他们的想像大不一样，上海比悉尼还繁华，他们都不想回来了。就在我们见面前不久，王宝泉不知从哪儿弄来一盘国庆五十周年阅兵的录相，高兴极了，把他所有的工人召集起来，说今天不干活了，看录相。工人们看得目瞪口呆，他们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个势派。从此，他们不但服了王宝泉本人，还服了中国。王宝泉说，他在作政治工作，搞企业管理不搞政治教育不行的。

　现在，这些工人服服帖帖，见了他直拍马*。他和他妻子都说，洋人拍马*很好玩，他们拍得很招眼，一点儿也不避人。比如，王宝泉手里提了个什么东西，他们会立刻奔过来，从他手里把东西抢过去，好像累坏了他们的老板就罪大恶极了似的。他们还会当着众人的面，送给王宝泉一些小吃食，还说这是我妈妈特意为你做的。王宝泉对我说：“管理洋人的感觉好极了，我喜欢雇洋人。”话是玩笑话，但其中洋溢着的民族自豪感却是非常浓烈的。

　正当他准备在澳洲大显身手的时候，一种麻烦的疾病缠住了他。他的双肾都坏了，不得不靠透析维持。左胳膊上的血管，就是为清洗血液而弄成这般模样的，医生把两条血管接在了一起。他说他是累的。在流浪、打工、创业过程中，他都是拼命。干一天活，腰根本直不起来，走路时整个身体呈曲尺型。

　宝泉啊宝泉，愿天假你以寿，让我们看到一个炎黄子孙在异国他乡的更大成功吧！

　作者自注：

　此文发表于2000年的《环球》杂志，曾被国内和香港媒体广泛转载。当时我给王宝泉起了个假名汪彭寿，一方面祝愿他早日康复，延年益寿，另一方面，宝泉不愿在国内媒体露脸。后来我发现，他是对记者有戒心，说不愿意被报道。我再三说服，并答应不用真名，他才勉强同意。在以后的电话联系中，他几次问我有什么事情要他帮忙，还说，“你许老师的事我一定办”。我都说没有什么事情。他也就不在乎暴露他的真名实姓了。2001年，我开了5个小时的车去看他。

　他的病继续恶化，准备马上到上海作肾移植手术。我祝他手术成功，并要求，手术后一定给我打电话。此后，我一直没有接到他的电话，我也不敢给他打电话，几次拿起电话都放下了。2003年，我的任期结束，即将回国，给他打电话告别，接电话的是个老外，说我打错了。我的心立刻抽紧了。我不甘心，又打他的手机，传来了熟悉的声音。我喜出望外。他说他的病在继续严重，但还没有做手术，现在必须天天做透析了，政府为他从德国进口了一台透析机，并且给他培训，教会了他使用。

　他正在料理后事，已经把农场卖了，在悉尼买了房子，还买了一个便民小杂货铺，交给他妻子。他说，肾移植存活率不高，他在做手术前必须把妻子和孩子的生活安排好。我说，听声音你精神不错呀。他说他当兵出身，不怕死，救命车来的时候，他都这样说话。直到现在，我没有听到他进一步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