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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4-22 14:56:08 游览:3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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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界一颗大星

当你选择做一名科学家,那么必然就要选择枯燥而艰苦的生活。

1982年7月28日,新华社发出一条消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物理化学家黄子卿教授,不幸于7月23日病逝,终年82岁……”与这则简短的消息相比,熟悉黄子卿教授的人都知道,这位辞世的老人,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他厚重的学术成果,还有他崇高的精神境界。

中国传媒大学微波工程博士生导师黄志洵,是黄子卿最小的儿子。当记者问他父亲留给其最深刻的记忆时,黄志洵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980年,北大为黄子卿教授80寿辰举办了隆重的庆祝会,散会后回家,黄志洵陪父亲喝茶聊天,并问起他为什么坚持回国的往事,“有两次机会可以留在美国而未留,当然自己也有损失,以美国的科研环境和实验条件,留下来做研究也许会做出更杰出的成果,但自己并不后悔,因为国家是需要我们这样的人为她出力的。”父亲的话让黄志洵记忆犹新。

时光倒流到1934年,年富力强的黄子卿再度赴美,来到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研究工作。与他第一次赴美留学相比,当年那个勤奋的学生已经是物理化学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那时的黄子卿常常带着午餐,从早上一进入实验室后,就整天不出来。他精心设计了实验装置,并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测量,终于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实验,即精测出水的三相点温度,为0.00981±0.00005℃。这是热力学上的重要数据,也是温度计量学方面的基础工作。后来,美国标准局曾组织人员重复实验,结果与黄子卿的测量结果一致。1935年黄子卿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授予的博士学位。1938年,《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汇刊》发表了黄子卿、贝蒂、本笛克特等三人合写的论文,题为《绝对温标的实验研究(V):水的冰点和三相点的重现性;水三相点的测定》。1948年,美国编辑的《世界名人录》列入了黄子卿的名字。1954年,国际温标会议在巴黎召开,再次确认上述数据,并以此为准,定绝对零度为-273.15℃。 教育界是“尽责之处”

人世间有一种博大而强烈的感情,它就是对祖国、对本民族的爱。在获得博士学位后,麻省理工学院化学系主任、芝加哥大学原子能研究所负责人,都想留下风华正茂的黄子卿,他们说:“你的国家正像一只破船在风雨中飘摇,你回去干什么?”黄子卿则非常干脆地回答道:“我愿和我的祖国一起受苦。”就这样,黄子卿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

1937年7月7日,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了,一些教授自北平抵天津,设法南下。一艘在近海行驶的2000吨小轮船颠簸前进,船尾一间小房舱中,有物理教授吴大猷、文学家朱自清,还有黄子卿等人。开始是在长沙临时大学,以后是在昆明西南联大,黄子卿每周授课及实验多达36小时,而生活却十分拮据。由于无钱付马车费(那时没有公共汽车),黄子卿每次回家要步行一个多小时,但他却无怨无悔。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当今吏治腐败,我绝不去做官,也不打算弃学经商。教育界虽清苦,却是儿尽责之处也。”

西南联大化学系三年级的重点课程是“物理化学”,由黄子卿讲授。据学生后来回忆,黄子卿教授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考试时,他带两位助教监考20多名学生;考题也难,如能考到80分以上,就是班上的尖子了。黄子卿就是这样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生活着、工作着。西南联大经济系教授李云青曾为他撰写对联:

天大事总如斯,尽他芸案萤窗,只赢得数卷残书,几茎华发;

昆明居大不易,值此米珠薪桂,但愿能半年克敌,一路还乡。

1948年,黄子卿第三次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从事研究,师从该校化学系主任、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泡令。当时中国正进行解放战争,黄子卿每天焦急地翻阅报纸,收听广播,他每时每刻都在惦念着祖国。泡令教授问他:“黄,把你的全家接到美国来,你就在这里工作,不好吗?”但泡令得到的回答,仍然是与十几年前相似的那句话:“我是中国人,我的家在中国,我一定要回去。”确实,中国是永远的,她的儿子是不会悲观失望的。

1949年夏,黄子卿返回清华大学。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黄子卿到北京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教研室任主任,并被评聘为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来被举为数理化学部常务委员)。家也从清华园迁至未名湖畔的燕南园,从此,小楼上总可以看到他的身影,直到他去世为止。

劝诫青年

不要总想一举成名

在黄子卿看来,化学和物理学一样,都是实验科学。理论只不过是通过大量实验所进行的抽象归纳的结果。他曾形象地比喻说:“拿马车来做例子,马就好比实验,车就好比理论;马要在前,车要在后。如果把马放在后边,车就动不了啦。”黄子卿认为,正确的、好的实验有永久性,而错误的理论一钱不值。当然,只是实验数据还不是科学;只有对实验数据进行系统的处理,成为或多或少普遍化的理论时,这样的内容才能称为科学。

当回首看黄子卿对科学的看法时,记者突然有种感觉,他说的不仅仅是对物理化学专业的解读,同时也是一位科学家对人生的解读。精确测定了水的三相点让黄子卿一举成名,但他却指出,自1933年以来,水的结构理论已有8个模型,还很难说哪一个模型代表客观真实。几十年来,研究水(H2O)结构的论文多达数百篇,其实还未得到满意的解决。怎样看待这种情况呢?“模型并不等于现象背后的真正客观现实。客观现实是复杂的,而模型是简化的,只能反映一部分(甚至很小部分)的客观现实。如果别的不同模型也能解释同样的实验现象,它就同样有存在的价值。”

而在另一篇文章《重视实验,重视化学》中,黄子卿则诚恳地告诫后辈,“有的青年人把搞理论看得很容易,好像随便就能发明一条定理。其实不然,搞理论是很严肃的工作,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总结出来。……我收到不少青年人的来信,但所说的‘理论’绝大多数是不通的。因此,我劝青年们要克服虚浮急躁,不要总想一举成名。” 没有人能全听懂他的课

作为一位已经逝世多年的科学家,记者在收集关于黄子卿教授的资料时发现,他除了留下精深的学术成果,在后人的记忆中也能找到黄子卿的可爱与严谨。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王义遒曾回忆道:1993年,北大化学系1963年毕业生返校座谈,我问他们在校6年,哪位老师教课印象最深,至今不忘?他们异口同声说是黄子卿先生讲的“物理化学”。我问黄先生的课好在什么地方,他们笑笑说:“堂上从来没有全听懂过”,“但因为物理化学很重要,学不懂这门课就白学化学了,没有听懂的一定要通过自学反复琢磨,啃参考书弄懂。自己花了功夫,理解得深,就记得牢。”

了解一位科学家,必须对他的科研成果有所了解,但像黄子卿这样的科学家,他们的文章对于文科出身的记者来说,无疑等同于一部天书。记者的这个顾虑则被黄志洵打破了,他推荐记者看看《电解质溶液理论导论》的序言,“你看看就知道了,一篇专业的论文依然可以进行生动、幽默的叙述。”在这篇序言中写道:“过长的数学推导,不仅使价值和篇幅间的比例互不相称,还会使读者沉醉于数学过程,忘记科学本身……如果一个理论只有很强的数学逻辑性,没有多大的实践意义,它就像街亭的马谡,纸上谈兵头头是道,而临阵考验,则全线垮台。不过这样的理论仍有它的地位,正如马谡仍可用作军事参谋那样,但不应占太长的篇幅耳。实践和严格的科学性是理论的重要标准,而二者并不决定于所用数学的多少和深浅也。”

当然黄子卿的科学思想并不限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方面。他擅长用简洁的字句,来概括科学工作的规律性,并指出前进的道路。学生和晚辈常常向他提出“究竟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他则精炼地回答道:“科学的核心是一个‘新’字: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的公式,新的技术,新的数据。”这就是说,要永远不停止探索和追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黄子卿自己就是这样做的。科学,是他的上帝、他的灵魂、他的宇宙! 物理化学之外有诗情

我国的老一辈科学家,常常是学贯中西的博学之士。黄子卿不仅是我国物理化学界的一代宗师,而且他对古典文学也有深厚的修养,写出不少意趣深远的旧体诗。

黄子卿自幼饱读诗书,古文根底好,在他的书房之中,除藏有大量自然科学书籍与期刊之外,还有繁多的历史、文学书籍。像《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全唐诗》、《宋诗精华录》等书,常见于案头枕畔。闲暇时,老人便常常脱口吟咏出一些五言或七言旧体诗,偶尔也写词。据黄志洵介绍,他父亲的诗作都抄录在一个本子里,用毛笔纵写,大约有几十首之多。但 “文革”开始后,黄子卿家被抄了,他的诗集被毁,当时黄志洵匆忙间仅从那个本子里撕下两张纸,上面留下了黄子卿写的3首诗,这两张纸至今仍被黄志洵所珍藏着。

至今仅留下一些黄子卿的零星诗作。抗日战争时期,早年为美国陆军大学毕业生的祁学启,担任中国陆军的一位师长。1942年,中美发动打通滇缅路的战役,祁学启带兵路过昆明,并去西南联大拜访老友黄子卿。不久之后,祁学启在抗日战场上牺牲。噩耗传来,黄子卿悲痛不已,写下这首意境苍远悲凉的诗:

一灯明灭角声哀,

夜半无人户自开;

疑是翩跹羽化客,

满江明月梦中来。

昆明时期,黄子卿正当壮年,但生活十分清苦,他的这首诗则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三十年(即1941年——笔者注)秋,疟疾缠绵;卖裘书以购药,经年乃痊。追忆往事,不禁怆然:

饭甑凝尘腹半虚,

维摩病榻拥愁居;

草堂诗好难驱疟,

既典征裘又典书。

如果把这些诗句和其夫人夏静仁的诗《乡居有感》(避处尘嚣外,村幽路径深;乱山遮俗念,静水起禅心;儿稚翻思母,家贫不慕金;连年井臼事,蓬鬓久无簪。)对比阅读,就可以感知到,他们并不是以苦难为荣,而是思考着关于越来越广泛地传遍整个中国的信息,关于抗战及其面临的不祥而艰难的时刻,以及关于这场战争何时能取得胜利的结局。因此,其后我们就能理解黄子卿所感到的欢乐:

三十四年(即1945年——笔者注)八月十日,夜雨早寝。清华研究所警笛忽鸣,继闻欢呼声,乃知为日本投降之喜讯也:

秋风万里客边城,

缥缈燕云故土情;

八载昏霾顷刻散,

雨中残梦笛三声。

1981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黄宏嘉教授第一次读到这两首诗时,感叹道:“吟之颇有放翁韵味!”

但是,抗战结束后大陆并不平静。西南联大闻一多教授饮弹身亡,此事件震惊中外。黄子卿在悲愤之余写下了下面的挽联:

挽闻一多兄

仁则杀身义全授命碧知染绛帷比重泰山无限恨;

诗成死水经补离骚青史传红烛昼吞云梦有余才。

这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在当时提出的抗议!科学和文学,在几千年之前大约是同一种艺术;科学家和文学家都酝酿着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为什么竟有人认为自己有权结束老友闻一多的生命?!

1976年秋,横行了10年的“四人帮”终于倒台。广大知识分子如久旱之后得甘霖,以十分欣喜的心情迎接了这个事件。这时已经76岁高龄的黄子卿,欣然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

盈巅白雪遇春妍,

社会新型万物鲜;

千里奔腾憎伏枥,

红专齐进不知年。

这首诗是家属在1989年发现的,原稿写在北京外文书店于1976年8月寄出的《外文期刊征订通知》背面。黄子卿告诉记者,原诗无题,估计是老人信手而成,但其喜悦奋进之情跃然纸上。

黄子卿虽然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而不是诗人,但他那丰富的经历、深邃的思想和优美的文笔使他同样写出了堪与诗人媲美的优美诗篇。

有两次机会可以留在美国而未留,但自己并不后悔,因为国家是需要我们这样的人为她出力的。”

“我愿和我的祖国一起受苦。”

“我是中国人,我的家在中国,我一定要回去。”

“我劝青年们要克服虚浮急躁,不要总想一举成名。”

——黄子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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